黄
중국 남경예술대학교 교수님인 황돈.
그의 제자인 金丹 선생의 박사논문저록 <포세신서학비평>에 붙인 서문이다.
金丹博士所著《包世臣书学批评》，
是在他博士论文《包世臣书学的重新审视》基础上修改而成的，
这是他近五年来学术研究的成果，在本书即将由荣宝斋出版问世之时，
作为他研究生阶段的指导教师，我由衷地祝贺他。
금단 박사의 저작 <포세신서학비평>은
그의 박사논문 <포세신서학 새롭고 깊게 보기>의 기초상 수정하여 이루어졌다.
이는 그의 5년에 가까운 학술연구의 성과이며 영보제에서 출판했을 때
그의 박사연구생 지도교수로서 그에게 큰 축하를 보낸다
金丹在硕士阶段的研究课题是《阮元书学思想研究》，
论文选题之初，既考虑到他是扬州人，对乡贤研究有着浓厚的兴趣，
便于收集一手资料，也考虑到阮元作为清代碑学理论的第一人，
在研究过程中，有助于解剖和认识清代碑学发展中的诸种问题。
后来他的硕士论文获得了老师和学界的一致好评，正源于其重视文献的收集，
以及对研究对象充满着的问题意识。他的博士论文选定包世臣为研究对象，
正是在阮元研究基础上的延续和滚动。
찐딴은 석사과정중 연구과제는 완원서학사상연구였다.
논문제목을 처음 정할 때 그가 양주사람임을 고려해 고향사람을 깊이 연구하는 것에
관심을 보였고 자료를 수집하며 청나라 비학이론 연구가의 한사람
연구과정중 청나라 비학 발전중의 여러가지 문제를 해부했다.
그의 박사논문을 포세신이란 연구 대상을 삼은 것은
완연연구의 기초상에서 연속되어진 결과이다.
晚近在清代书史的研究中，或因对包、康尊碑观念的崇拜，
或因时代较近而出现研究的盲点，关于清代书史的发展，朦胧而混乱。
为此我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曾在教材和论文中，
多次提出清代书史当认真梳理的观点，指出以阮元、邓石如为标尺的碑派之前，
既有前碑派的活动，也有碑学思想的形成，
更有郑簠、金农等许多书法家以碑为尚的书法作品，
他们作品中的以碑破帖现象是前碑派的重要特征。
整个清代对碑的崇尚，初源于清初的汉碑热潮，次则是篆书热潮，北碑的崇尚只是尾声，
在这个过程中，活动于嘉道时代的包世臣及体现其书学思想的《艺舟双楫》产生过重要影响。
金丹的研究是从史料和书法发展线脉双管齐下的，并从清代书史的晚近认识中不断提出疑问。
例如：包世臣的书法并不出色，为什么会有很多人学他？
有人认为包世臣即使不是一流的书法家，也是一位优秀的书法教育家和理论家，
但从对包世臣研究的现状来看，多为表彰其在清代碑学中的功绩，
却不曾有系统的实质性的研究来支撑批评。
起初金丹从一些文章中读出一些学者对他的不同看法，如民国时期刘咸炘、朱大可、白蕉、沙孟海等人对包世臣的微词，加上从包世臣的作品中并不能读出与他身份相吻合的东西来。
于是，究竟他的理论有多高深？究竟他的理论有没有水分？究竟他的作品水平怎样？
究竟他对后世的影响怎样？
究竟我们给他的定位和评价是否准确合理？
一连串的问题，使金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意识到只有对包世臣重新作系统地审视和深入地研究，才能回答这种种疑问，也有助于对清代碑学作出客观的历史定位。
要做个案研究，必须对研究对象的生平事迹有非常具体的了解，金丹第一步工作是做了《包世臣年谱》。虽然民国年间有胡朴安编著的《包慎伯先生年谱》，但材料来源多未言明出处，且内容较为简略，时有文字脱漏和讹误，从内容和分量上看，相当于一个简略的年表。金丹所编年谱除了参考胡朴安所编《包谱》之外，主要从包世臣原著、清人笔记、信札、题跋、著录和图版等材料中重新摘编整理而成，按照学术规范，均引出原文和注明出处，并尽可能较全面地反映包世臣的生平事迹、学术生活和书法历程。金丹所编著的《包世臣年谱》将另行出版，附录在论文中的是简编。
《包世臣年谱》的编成，使金丹对包世臣的一生有了一个清晰的勾画，他发现包世臣一生19次参加科举考试的事实，详细列了《包世臣19次参加科举考试情况表》，关于这样细致的包世臣生平叙述，此前没有人做过，也纠正了晚近包世臣研究中对包世臣一生考试次数的不确切说法，并由此揭示了包世臣从对仕途的无限向往到晚年壮志已惰的心路历程。
包世臣书学思想是其学术思想的组成部分，金丹首先对其一生所有著作作了收集和分析，
了解他的学术历程和学术思想。因此他的研究从清代学术思潮入手，
阐述了清代的复古思潮、金石学、西学东渐等因素对清代碑学崛起的影响。
从经世致用的角度总结了包世臣的学术思想，对其诗、词、文、赋、书、农、礼、刑、兵等著述作了简要勾勒。认为包世臣的书学思想和他的学术思想是一致的。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审视包世臣的《艺舟双楫》和各种书学题跋，从而对其书学思想进行客观地总结和重新认识。
包世臣的书法实践是对其书学展开研究的重要方面，他自称“右军后一人”，今日看来，如痴人说梦。近现代学者对他的书法存在两种不同的看法，有肯定，有批评，但都不具体。
要研究包世臣书法水平到底怎样，必须要有具体的论述。于是必须首先对包世臣书法进行分期，目的是将他的书法历程作一回顾和总结。
金丹提出四期：
1.启蒙期——懵懵懂懂：学书二十年未能入门。
2.摸索期——不得其解：初涉二王，并以唐碑、宋人为师法对象。
3.革新期——未得其髓：以北碑为师法对象。
4.回归期——力不从心：再以二王书风为师法对象，并以碑改造帖。
金丹认为包世臣的书法实践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同时分析其内在因素，最为重要的是认为包世臣的书法，并不是人们一直以来所认为的北碑风格的代表，而是一个崇尚二王和崇尚北碑的结合体，他的北碑探索仅仅是他一生中的一个阶段，既没有一直坚持，也很不深入。这样的分期为论述其书法历程和风格特征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以史实改变以往人们对包世臣书法的认识。
包世臣一生重视技法，他的技法论相当芜杂，包括笔法、结构、章法、墨法等方面的论述，金丹在文中特别对其“筋必反纽、五指齐力”的执笔观，“始艮终乾、笔毫平铺”的运笔观，“大小九宫、精神挽结”的结字观，“黝然以黑、色平纸面”的墨法观，以及其“中实说”、和“气满说”等展开辨证与论述，在将包世臣书法技法论进行整理论述的同时，也对其中的错误观点展开了批评。
对包世臣书法流派的整理是前人未作过的，因此也成为其研究中的一个兴奋点。
金丹注意到自从何绍基关于“包派”的题跋以后，再没有人对包派作过详细论述。
因而他从零散的文献史料中梳理出包派的名单，
并因此使一个向不为人注意的具体的包派被其清晰地勾画出来。
金丹指出包派的形成是一种区域文化现象，而这个区域正是以扬州为中心的。
由于区域文化的局限性和保守性，加上包世臣书法观的误导，使包派中人直接学习包世臣的书法，以乱真为荣，这是导致包世臣追随者书法品格不高、也难成气候的直接原因。
在对包世臣的书学思想进行全面地总结，并作了详尽的分析和论述后，
金丹提出包世臣的书学思想具有两面性：激进的碑学锋芒和变异的帖学观念，一方面对王羲之和帖学的崇尚在他心中仍然挥之不去，一方面向往改革，倡导北碑。金丹通过论证包世臣对帖学概念的异化，提出“包世臣碑学思想的实质是以碑改造帖”。这客观地揭示了清代碑学理念在发展过程中的矛盾性。就此而言，今天看包世臣的书法，也可以说是这种矛盾观念下失败的实践。
作为清代碑学代表人物之一的包世臣，似乎早已形成了一个“共识”，
然而当仔细“追问”这个“共识”的真实性时，人们又觉得它既“可疑”又“模糊”。
金丹在尊重历史的原则下，在大量勾沉史料的基础上，提出不同观点，并对包世臣的书学加以重新审视，力图全面地对包世臣的理论与书法实践作出客观的评价，
其勇于破除迷信、追求真理的精神是值得嘉许的，也正是这个原因，当他的博士论文《包世臣书学的重新审视》提交答辩时，获得了答辩委员们的一致肯定，并指出这是一篇重实证、也重思辨、具有“颠覆性”研究成果的好论文，其关于包世臣在清代书法史上地位和价值的重新评价，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清代的碑派书法，作为时代的产物，自有其历史贡献和伟大的成就，
并造就了郑簠、金农、赵之谦、吴昌硕等许多出色的书家，但作为书法史的一个阶段，在包世臣之后，经过康有为的鼓吹和总结，由于尊碑贬帖思潮的发展，使晚清的碑学热到了发烫的阶段，既使碑派书法走向了高峰，也产生了对书法发展不利的负面效应，甚至可以说，中国书法发展在这一时段产生了断裂。
清代以前的书法史，同样有过辉煌，同样是优秀的传统，然而笼罩在尊碑贬帖的观念之下，则无法正确对待传统，也无法看清清代碑学发展的得失，当然也不利于今天书法的发展。
我们离开包世臣的时代已有两个世纪，学术界对清代学术史有了进一步的研究，
整个社会科学研究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对于清代碑学也应当作出深入研究，
并客观地讨论它在书法史上的得失。包世臣是清代碑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人物，
对包世臣书学的深入研究显得尤为必要，因为只有对包世臣有准确的认识，
才有可能对清代碑学的认识有准确而完整的把握。为此，我期待着有更多的青年学者，像本书一样，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敢于“重新审视”，共同将清代书史的研究向纵深发展。
